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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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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他在纸上把我们的名字和工号整理到大队编号之下,以便查阅。每个人都必须日夜牢记自己的号码,知道自己不是有私人身份的人,而是有编号的囚徒。

    在我们名字旁边的一栏里,图尔普里库利奇会写上集体农庄、工厂、清理废墟、运沙、铁路线、工地、运煤、车库、焦煤组、炉渣和地下室等字。一切都取决于名字旁边写着什么。它决定了我们会累,像狗一样累,还是会累得要死;决定了我们在干活之后还有没有时间和力气去兜售,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在食堂后的厨房垃圾里悄悄地翻东西吃。

    图尔普里库利奇从不去干活,不去任何工作队和生产组,不用三班倒。他只发号施令,因此身手敏捷、目光轻蔑。如果他微笑,那就是个圈套。如果回应他的微笑,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那我们就会出丑。他微笑,是因为他又在我们名字后面那一栏里新添加了东西,更糟的东西。在劳动营工棚之间的林荫道上,我躲着他,更愿意和他保持着一个无法说话的距离。他高高地抬起那双锃亮得像两只漆皮袋一样的鞋踩在路上,好像空虚的时间会从他体内由鞋底漏出来。他事无巨细都记得一清二楚。人们说即使是他忘掉的事也会变成命令。

    在理发店,图尔普里库利奇高我一等。他想要什么就说什么,任何风险也没有。他如果伤害我们甚至还好一些。他知道,如果要一直保持这样,就得轻贱我们。他总是扯着脖子,俯视着和我们说话。他有整天的时间去自我欣赏。我也欣赏他。他有着运动员般的体格,铜黄色的眼睛,目泛油光,一对小招风耳像两枚胸针,下巴像瓷雕的,鼻翼粉红如烟草花,脖子像是蜡做的。他从不会弄脏自己,那是他的运气。这运气使他比实际上要显得漂亮。不认识饥饿天使的人,可以在集合点名的操场上指手划脚,可以在劳动营的林荫道上挺直着走来走去,可以在理发店虚伪地微笑,但他没有参与说话的权利。我知道图尔普里库利奇很多事,比他愿意的还要多,因为我和贝娅查克尔很熟。她是他的情人。

    俄语的命令听上去就像劳动营指挥官托瓦利施奇-施矢万涅诺夫的名字,是由“克、施、切、吃”等音组成的一种粗哑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命令的内容反正我们也听不懂,但却明白其中的蔑视。慢慢地我们习惯了被蔑视。久而久之,这些命令听上去只不过像是在不断地清嗓子、咳嗽、打喷嚏、擤鼻涕、吐痰,总之是在不断地产生粘液。所以特鲁迪佩利坎说:俄语是一种感冒了的语言。

    当其他所有人还在晚集合的静立中备受煎熬的时候,那些要当班而不用去集合的人,早就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面升起了火,煮锅里放着麦得草或者其他一些稀罕的东西。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上头还得加个锅盖。能做成一笔划算的交易的话,就会有胡萝卜、土豆,甚至小米——一件夹克能换十根小萝卜,一件毛衣换三升小米,一双羊毛袜换半升糖或是盐。

    想打牙祭的话,就非得盖上锅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锅盖,也许那只是一块铁皮,也许只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不管怎样,人们每次都能想出一个东西来当锅盖,并固执地说:一定要盖上锅盖,虽然从来就没有锅盖,有的只是关于锅盖的说法。当人们已经记不得锅盖是由什么做的,从来没有过锅盖,又总能找到点什么来当锅盖用的时候,也许回忆也已被盖封住了。

    反正在黄昏时分,在劳动营角落的井后,总会有十五到二十堆这样在两块砖之间升起来的小火。其他的人除了吃食堂里的垃圾饭菜以外,就没有小灶开了。煤会起烟,这些锅的主人会手里拿着勺子在一旁看着。煤应有尽有,锅是食堂的——当地工厂生产的劣质餐具,灰棕色上过釉的铁皮容器,釉已斑驳,满是凹痕。在院内的火堆上它们是锅,在食堂的餐桌上就是盘子。一个人煮完了之后,另外有锅的人就等着用他的火。

    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炊烟就会逶迤地爬进我的嘴里。我缩回舌头空嚼着,把唾液混着黄昏的炊烟一起吃,一边想着煎香肠。没有东西可煮的时候,我会走到锅的附近,假装睡前到井边来刷牙。不过在把牙刷放进嘴里之前,我已经吃过两道了。我眼里的饥饿啃食火苗,嘴里的饥饿吞噬炊烟。我在吃的时候,周围一切都静悄悄的。透过黄昏,从对面的工厂区传来阵阵焦煤组工作时发出的咕隆声。我越是想快些离开井边,就越是挪不动步子。我必须把自己从这些火堆旁拽走。在焦煤组工作的咕隆声里,我听到自己肚子的咕噜声,整个夜景都饿了起来。黑色的苍穹覆盖大地,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工棚昏黄的灯光里。

    刷牙也可以不用牙膏。从家里带的牙膏早就用完了。而盐又太宝贵了,没人舍得把它吐出来,它可值很多钱。我清楚地记得盐和它的价值,却压根也记不起牙刷的样子了。在收纳包里我曾带过一支,但不可能用了四年。而如果我还买过一支新牙刷的话,一定是在第五年,也就是最后一年,我们手里能拿到干活所得的现钱之后。不过即使有过这么一支新牙刷,我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我宁愿拿这现钱去买了衣服,而不是牙刷。我从家里带来的第一支、肯定存在过的牙膏是克罗霍栋特(chlorodont)牌的。这牌子我还有印象。而第一支肯定存在过的和第二支可能有过的牙刷却已被我遗忘了。我对梳子的记忆也是如此。我肯定有过一把。我还记得巴克利特(bakelit)这个牌子。战争快结束时,我们家乡的梳子都是这个牌子的。

    可能我对在劳动营买的东西比对从家里带的印象更深。如果我还记得从家里带的东西的话,那也是因为它们是跟我一起去的,因为它们属于我,我也可以继续使用它们,直到用旧。另外和它们在一起时,我感觉像是在家里,而不是身处异乡。也许我对别人的东西印象更深,因为我必须要去借它们。

    我清楚地记得劳动营里用的铁皮梳子,它们出现在虱子猖獗的时候。工厂的车工和钳工将它们做出来送给女人们。它们是铝片做的,梳齿上有些缺口,拿在手里或碰到头皮时感觉潮潮的,因为它有一种冷冷的气味。在手中把玩一会儿,它就会迅速地带走体热,闻起来像白萝卜一样苦。即使人们早已将它搁置一旁,这气味也会残留在手中。用铝皮梳梳头发很容易打结,得用力去拉和扯。梳中夹的头发比虱子还要多。

    不过要把虱子梳下来,还有一种长方形、两边带齿的牛角梳,是农村的姑娘们带来的。它一边梳齿很宽,可以用来给头发分路子,另一边梳齿很细,可以用来梳掉虱子。牛角梳质地坚固,拿在手里很有分量,头发会顺着它走而保持光滑。我们可以向农村来的姑娘们借用它。

    六十年来,我想要在夜里回忆起劳动营的事物。它们是我夜晚行李箱内的东西。从劳动营归乡之后,无眠之夜就是一只黑皮行李箱。这箱子就存在于我脑海之中。只是六十年来我都没有弄清楚,究竟是因为我想回忆起那些事物,所以无法入眠,还是恰恰相反,因为反正也睡不着,所以才会和那些事物纠缠不清。不管是怎样,我想强调的是,夜晚毫不顾及我的意愿,自顾自地收拾着它的黑行李箱。尽管不情愿,我却必须得忆起它们。即使不是必须,而是想要,我也宁愿我不必想要去做这件事。

    有时,劳动营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而是成群地、一古脑儿地来突袭我。因此我知道,它们并不是来唤起我的回忆,而是为了来折磨我。我还没完全想起,是否在收纳包里带了针线,就会有一条手绢冒了出来,它的样子我已记不起了。这时又会冒出一把指甲刷,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过。接着又会再冒出一面小梳妆镜,或许真有过,抑或没有。过会儿又加上一块手表,如果我真带过这么一块去的话,也不知道把它弄到哪里去了。也许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事物都找上我了。它们想在这夜晚将我流放,带回劳动营。因为它们成群结队而来,所以并不仅仅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感到胃里一阵抽搐,直冲向硬腭。呼吸的秋千翻滚起来,我得大口大口地喘粗气。这样的一个齿——梳——针——剪——镜——刷就是一个怪物,正如饥饿也是怪物一样。如果饥饿不曾作为一个物体存在过的话,也就没有这些事物的骚扰。

    每当夜晚这些事物前来骚扰时,我喉咙内的空气就会发紧,我就会猛地推开窗,把头伸出窗外。天际一轮明月,宛如一杯冰凉的牛奶,洗濯着我的双眼。呼吸重新找到它的节奏。我吞咽这寒冷的空气,直到不再身处于劳动营之中。接着我关上窗,重新躺下。对此床一无所知,依然温热。房里的空气注视着我,散发着一种温热面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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