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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厚黑丛话卷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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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恻隐,因教人再扩大之,推至于四海。道理本是对的,只因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又未把“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心作何状态”提出来讨论,以致生出宋明诸儒的误会,以为人之天性一出来,就是恻隐,忘却恻隐之上还有怵惕二字。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总是尽力挥恻隐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就流弊百出了。

    怵惕是利己心之表现,恻隐是利人心之表现。怵惕扩大即为恻隐,利己扩大即为利人。荀子知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恶说;孟子知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说。我们可以说:荀子的学说,以怵惕为出点;孟子的学说,以恻隐为出点,譬如竹子,怵惕是第一节,恻隐是第二节。孟子的学说,叫人把利人心扩充出来,即是从第二节生枝叶。荀子的学说,主张把利己心加以制裁,是怕他在第一节就生枝叶横起长,以致生不出第二节。两家都是勉人为善,各有见地,宋儒扬孟而抑荀,未免不对。我解释厚黑经,曾经“汉高祖之分杯羹,唐太宗之杀建成、元吉,是充其本然之厚黑。”这即是竹子在第一节,就生枝叶横起长。

    王阳明传习录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说来。”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有无源头,我们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讲之恻隐,则确非源头。怵惕是恻隐之源,恻隐是怵惕之流。阳明所下流源二字,未免颠倒了。

    孟子的学说,虽不以怵惕为出点,但人有为我之天性,他是看清了的,怵惕二字,是明明白白提出了的。他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又说:“王如好色,与民同之。”知道自己有一个我,同时又顾及他人之我,这本是孟子学说最精粹处。无奈后儒乃以为孟子这类话,是对时君而言,叫人把好货好色之根搜除尽净,别求所谓危微精一者,真是舍了康庄大道不走,反去攀援绝壁,另寻飞空鸟道来走。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我字的代名词。孟子讲学,不脱我字;宋儒讲学,舍去我字。所以孟子的话,极近人情;宋儒的话,不近人情。例如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舍去了我字。韩昌黎里操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很为叹赏,这也是舍去了我字。其原因就由宋儒读孺子将入井章,未能彻底研究,其弊流于自己已经身井在中,宋儒还怪他不救孺子。诸君试取宋儒语录及胡致堂著的读史管见读之,处处可见。

    孟子的学说,不脱我字,所以敢于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敢于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敢于说:“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宋儒的学说,舍去我字,不得不说:“臣罪当诛,天王圣明。”

    宋儒创出“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天理隐贴恻隐二字,把他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说不清。其流弊至于把怵惕认为人欲,想尽法子去铲除,甚至有身蹈危阶,练习不动心,这即是铲除怵惕的工作。于是“去人欲,存天理”变成了“去怵惕,存恻隐”试思:怵惕为恻隐的来源,把怵惕去了,怎样会有恻隐?何以故呢?孺子为我身之放大形。恻隐为怵惕之放大形,我者圆心也,圆心既无,圆形安有?怵惕既无,恻隐安有?宋儒吕希哲目睹轿夫坠水淹死,安坐轿中,漠然不动。张魏公苻离之败,死人三十万,他终夜鼾声如雷,其子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宋儒自称上承孟子之学,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缨冠而救之可也。”吕希哲的轿夫,张魏公的部下,当然要算同室之人,像他们这样漠不动心,未免显违孟氏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就会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匪,身临刑场,往往谈笑自若,就是明证。

    我们研究古今人之学说,先要研究他对于人性之观察,因为他对于人性是这样的观察,所以他的学说,才有这样的主张。把他学说的出点寻出了,才能批评他的学说之得失。

    小孩与母亲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1)一个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外人,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格外亲爱。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亲;(2)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亲;(3)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生了利害冲突,例如:有一块糕饼,母亲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亲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这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亲。

    孟子看见前两种现象,忘了第三种,故创性善说。荀子看见第三种现象忘了前两种,故创性恶说。宋儒却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但不知这三种现象原是一贯的,乃造出气质之性的说法,隐指第三种现象;又用义理之性四字,以求合于孟子的性善说。人的性只有一个,宋儒又要顾孟子,又要顾事实,无端把人性分而为二,越讲得精微,越不清。

    孟子创性善说,以为凡人都有为善的天性,主张把善念扩充之以达于天下。荀子创性恶说,以为凡人都有为恶的天性,主张设法制裁,使不至为害人类。譬诸治水,孟子说水性向下,主张疏瀹,使之向下流去。孟子喜言时,诗者宣导人之意志,此疏瀹之说也。荀子说水会旁溢,主张筑堤,免得漂没人畜。荀子喜言礼,礼者约束人之行止,此筑堤之说也。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治水者疏瀹与筑堤二者并用。我们如奉告子之说,则知孟荀二家的学说可以同时并用。

    苏东坡作荀卿论,以为:荀卿是儒家,何以他的门下会有李斯,很为诧异,其实不足怪。荀卿以为人之性恶,当用礼以制裁之。其门人韩非,以为礼之制裁力弱,不若法律之制裁力大,于是改而为刑名之学,主张严刑峻法,以制止轨外的行动。李斯与韩非同门,故其政见相同。我们提出性恶二字,即知荀卿之学变而为李斯,原是一贯的事。所以说:要批评他人的政见,当先考察他对于人性之观察。苏东坡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全集中论时事,论古人,俱有卓见,独于这篇文字,未免说外行话。

    学问是进化的,小孩对于母亲有三种现象,孟子只看见前两种,故倡善性说;荀子生在孟子之后,看见第三种,故倡性恶说;宋儒生在更后,看得更清楚,看见小孩抢夺母亲口中糕饼的现象,故倡物欲说。这物欲二字,是从礼记上“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两句话生出来的。物者何?母亲口中糕饼是也。感于物而动,即是看见糕饼,即伸手去抢也。宋儒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真算特识。所以朱子注孟子,敢于说:“以事理考之,程子较孟子为密。”其原因就是程子于性字之外,明了一个气字,说道“论性不论气不备。”问:“小孩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曰:“气为之也,气质之性为之也。”宋儒虽把三种现象同时看见,惜乎不能贯通为一。把小孩爱亲敬兄认为天理,抢夺母亲口中糕饼认为人欲,把一贯之事剖分为二,此不能不待厚黑先生出而说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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