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固可以不实货焉可以不真

相应条目称之为“20世纪西方文学里一部划时代的作品，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艾略特的荒原意象主要特征是没有水，没有生命。在荒原里，人间四月天也成了残忍的背景；而谈论去年栽在园中的尸体是否发芽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凡此种种正是对战后欧洲的一种象征性描述。全诗的凝重节奏与惊世骇俗的措辞正体现了作者对战后欧洲现实的忧患意识。大而广之，荒原其实是一首关于文明的哀歌，而诗中贯穿的圣杯传说的隐喻恰恰体现了作者的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注和真切的拯救意识。

    余秋雨先生将一个战场联想为荒原，其实已经很是牵强，须知荒原是被生命遗弃的地方，或者也可以说是对生命的根本否定，是冷僻沉闷的空间，而战场往往是战役中的焦点，是为兵家必争之地，正是多方关注的热点，和荒原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荒原上的死亡是窒息沉闷的，战场上的死亡是壮烈而激动人心的，余秋雨先生曾写道：“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有心人再去看看荒原的描述，都难免会惶惑：余秋雨先生的这种天马行空般的“联想”和妄想有什么区别呢？

    也许有人会说，创作中驰骋想象本就没有什么具体规定性，这样的错误笼统地看来本也不算是错误。可是我们有谁会在一个人的葬礼上联想到步步高之类的节奏？我们又有谁会建议在婚礼上播放国际歌那样的旋律？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是不存在联想的基本基础的。这中间正体现了余秋雨先生对荒原主题认识的肤浅。诚然，对荒原主题如何认识本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可是把自己浅尝辄止的东西像是信手拈来一样拿出来示人，恐怕就不是很简单的事儿了吧？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柳侯祠一文，这篇文字是写柳宗元的，可是通篇看来，每到关键处我们总是难免发现，余秋雨先生对柳宗元乃至那个时期的唐代了解得相当有限，而且有些错误很是荒谬。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一，关于永州与西伯利亚的问题

    余秋雨先生文中经常引证中外资料相比照，若不是时或牵强，不伦不类，倒是很有些学贯中西的味道。在本文中，余秋雨先生将柳宗元贬作司马的永州比作俄国的西伯利亚，目之为“南荒之地，朝廷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这实在就是一派胡言。西伯利亚是看管苦役犯的劳营，近似于水浒传中林冲贬放的沧州劳营，和柳宗元充任司马的永州实在是没有任何关系。

    有唐一代，官吏多重京官，以外任为耻，这种现象在其他朝代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太宗以降，每有君主欲扭转这种观念，都不见成效，因此京官外任便成了一种主要的惩罚手段，而且处罚程度隐然也与贬谪地与京城的距离有关，越偏远的自然也就越严厉。当时和柳宗元同贬为外州司马的共有七个人，史称“八司马事件”八司马并没有被集中在一处类似西伯利亚的地方统一看管，而是分散的各处闲置起来，其中距京城最远的自然也不是柳宗元的永州，而是陈谏被贬的台州，在京城东南四千一百七十七里。

    余秋雨先生一定是忘了一个事实，柳宗元不是贬放的罪人，而是被贬谪的命官。司马一职名义上“纪纲众务，通判列曹”实际上并无具体职任，而且品高禄厚，多用以贬谪大臣之用，是搁置的闲职。唐代很多诗人都曾经被贬谪到地方充任司马这个职务。柳宗元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和自然山水相晤，也正是由于他充任的这个有职无务的闲官使然。

    所以永州也许荒凉而不开化，但是却远不是余秋雨先生渲染的那样，竟是什么让人闻名惊栗的去处。严格说来它和其他那些偏远去处实在也没什么区别。

    其二，关于柳宗元第二次被贬的问题。

    在充分渲染了柳宗元奉诏回京的兴奋之后，余秋雨先生这样写道：“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朝廷像在和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挪去。”这样的起伏跌宕在纯粹的文学上讲固然赏心悦目，但是却和历史事实相去颇远。历史本身其实没有这些精致的戏剧性。

    当初召还柳宗元等人的时候，朝中意见并不统一，宰相武元衡尤其反对，宪宗心里也是举棋不定，因此柳宗元等人的前途本来就是悬而未决，后来的再贬自然也就不是风云突变了。众人十年贬谪，一朝还京，欣喜若狂，连日聚饮，刘禹锡更在玄都观题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被人抓住把柄，认为语涉讥刺，于是被召回的众人又一起被贬了出去，虽然官职升迁，但是贬地越发地远了。当时一道受牵连的还有不属八司马之列的元稹。

    这本来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一个缩影，也可以说是诸多事端综合作用的一个必然，我们可以不必一一细说其中原委，但我们也实在不该信口乱说些原由啊。事实上第二次被贬，柳宗元等人可能很感意外，但身在情境之中，自然也不难明白其中原委，愤懑则可，诧异怕是不会有吧？至于余秋雨先生所谓“游戏”云云，更是毫无方向的信口之言，殊不足论。

    其三，关于“小小的贬谪官职”以及柳宗元之死的问题。

    在谈到柳宗元赴任柳州的时候，余秋雨先生饱含着同情与理解写道：“在柳州的柳宗元，宛如一个鲁宾逊。他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毕竟劳累，在47岁上死去。”乍看之下我们也不免为余秋雨先生笔下的柳宗元感动，那活脱脱便是一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记得失、死而后已的形象，可是与历史相参看，其中还是有些不实之处。

    余秋雨先生说柳宗元在柳州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可他没有告诉大家，这个“小小的贬谪官职”竟是柳州刺史，刺史在唐代实则是一州的行政长官，四品官职，一方大员，在柳州一地，若说柳州刺史柳宗元是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那么放眼州中还有什么官职能入余秋雨先生的法眼呢？

    而且按余秋雨先生的说法，柳宗元似乎是劳累过度而死，仿佛柳宗元在柳州成了个拼命三郎般的工作狂，可是柳宗元在到柳州的当年，还曾经游过柳州景致，写下了著名的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见柳宗元集?卷二十九）可见柳宗元在柳州的生活是张弛有度的，虽然克尽刺史的本分（余秋雨先生列举的那些事儿实际上也算是刺史的本分吧）也未免劳顿，但若说竟至于会累死，实在有些危言耸听。

    其实柳宗元的死因更可能是郁闷气结，久而成疾所致。他赴柳州的第二年春，作过一首别舍弟宗一，诗曰：“零落残红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二十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常在荆门郢树烟。”愤懑不平之气，横溢字里行间。此类迹象正说明柳宗元对自己贬谪境遇的不平，比照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豪迈胸襟与气魄来，我们更可见柳宗元的压抑愤懑的心绪。所以柳宗元的早死更多地应该是郁闷气结，久而成疾所致。

    上面两则只是我随手从文化苦旅中翻出来的，其他篇什可商榷处还有很多，因为我对唐代文化更感兴趣，所以就捡了两篇与唐代有关的文字分析一下，一方面固然是驾轻就熟，另一方面也算是一种偷懒取巧吧？毕竟，要想说清那些我也不是很熟悉的讹误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可坦率地讲，我不是很想在文化苦旅上花费太多的精力，于是就有了这段取巧的闲文，以佐证余秋雨先生在史料运用与梳理上的讹误。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纠缠这些史料以及史料梳理问题未免有吊书袋之嫌，可是遗憾的是我还是对这类问题更感兴趣。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对历史的独特兴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史料问题这样的末节正可以看到一个人面对问题、面对学术甚至面对生活时的态度，更可以显现一个人的本然状态与本来面目。

    因此，我对余秋雨先生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兴趣不大，这中间有部分原因固然是因为我没经历过文革，对那个时代的事情难免陌生；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那个时代毕竟是一个非常时期，那个时代的人几乎都或多或少难免于身不由己的命运，余秋雨先生又何能幸免，苛责一个具体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相反，我对余秋雨先生对史料运用与梳理之错误的态度倒是相当感兴趣。

    我以为，像这些史料问题，看似琐碎，实则正是涉及历史的文章得以立足的关键，是这类文章的基础。任何文字华美上的考虑都不能以牺牲史料的确切性为代价。既然是历史散文，就只能在历史的局囿中有条件地发挥想象。像余秋雨先生写的柳宗元，在了解柳宗元的人看来，根本就不知道他写的是柳宗元，在不了解柳宗元的人看来，根本就不知道他写的其实不是柳宗元，这二者之间的广阔余地岂不正是余秋雨先生史料讹误造成的全部混乱与危害？人们可以不了解柳宗元，但是人们实在不必了解一个不真实的柳宗元吧？

    我们不妨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史料上的荒疏纰漏，对一篇文词华美的文章来说，就像孔雀尾巴后面的臀部一样，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一旦发现，都不免大煞风景。倘若那孔雀进而狡赖说那不是臀部或刻意强调孔雀的臀部和其他臀部有什么不同，甚而至于竟会是不臭的臀部，那就不免让人齿冷了。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这个比喻就是我初次听到余秋雨先生对自己史料上的错误的态度时想到的，多年以来，每每在书摊上看到文化苦旅，我都会想起那只固执而顽强地要粉饰自己的臀部的孔雀来。

    早些时候感于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种种讹误，以及余秋雨先生对这些讹误的态度，我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余秋雨先生算不算是欺世盗名之辈呢？但是后来随着我逐步将自己的反感整理出来，我终于还是立足更客观的立场否定了这个说法：余秋雨先生不是个欺世盗名之徒，若勉强概括之，他倒是有些奸商习气。

    严格说来，余秋雨先生应该是应时而生的人物，年轻时那段被余杰死揪住的经历姑且不论，仅就其后来的势头声望看，也是如此。可以说余秋雨先生是一个弄潮高手，不管在什么样的形势下，他都可以摇摇摆摆地站在潮头，虽岌岌可危，但往往有惊无险。他的在新时期的声望，正是与时代、时势遇合的结果。

    前一段时间在批评余秋雨先生最激烈的时候，曾经有人指责余秋雨先生是文化贩子，说他将一些文化内容倒来倒去，从中获得个人好处。大致情形似乎的确如此，但是说这话的人不知道，其实这正是余秋雨先生与时代、时势遇合之所在，是余秋雨先生的高明之处。而且，所谓文化贩子其实也并不像那些人指责得那样可恶。

    现今世上，文化转化为商品应该算是一种趋势和潮流，或者也未始不可以说是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出路之一。而且，在全球化呼声口号般传扬飞舞的今天，文化也许将别无选择地不得不转化为商品，不得不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走向市场。对此我不抱任何不合时宜的偏见。我倒觉得，商品化或许能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带给文化从未有过的活力，就像文艺复兴时期商品化带给艺术全新的活力那样。

    而谈到文化的商品化，自然就少不了文化贩子，文化贩子是促进文化商品化的主流力量。文化发展不仅是一个宣扬的过程，更是一个接受的过程。在新时期，文化贩子正是宣扬与接受之间的主要媒介。我以为，作为一个文化贩子并没什么值得指责的，恰恰相反，就像一些平常的书贩子有可能成为文化传播和延续的主要力量一样，若干年后回头来看，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个好的文化贩子也许将是新时期文化传播与更新的旗手与干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决非对余秋雨先生早年身份的影射）。

    因此我无意像某些人那样，指责余秋雨先生是文化贩子；我更无意像某些人那样，指责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事务”的运作中赢得大于自己实质的名声。平心而论，在文化商品化的初期，作为率先登场的文化贩子，在不规范的商业运作中形成价位偏高的情况，本来也是情理之中的。随着文化商品化的进一步深化，随着文化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成熟，这种价格高于价值问题应该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的。而且我甚至以为这种高价位低价值的现象可以更快地让文化商品消费者成熟起来。

    但是，我却对余秋雨先生的史料讹误深感厌恶，特别是对余秋雨先生对自己史料讹误的态度尤其反感。交易历来讲货真价实，鉴于文化商品化的初级阶段，价位不实人们也许可以不必计较，但货色不真总有些说不过去吧？由于这类商品紧缺，我们可以给余秋雨先生高于价值的价格，但余秋雨先生总该给我们提供详实的史料吧？退一步说，货色不真也就罢了，一时蒙混过去倒也没什么，总不至于像假酒那样把人喝死，可是既然已经有人发现并找上门来，余秋雨先生还要支吾其词闪烁搪塞，未免就是奸商嘴脸了。

    我相信文化终究会在自身商品化的过程中被赋予新的活力，我也相信随着文化商品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可以消除很多前期的弊端，但是我不相信一个奸商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任何积极意义。换句话说，如果余秋雨先生不能彻底从根本上端正对自己史料讹误的态度，我想他只能是文化发展中的赘痏，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云云也将成为历史角落的几点笑谈。

    奸商也许会赢得惊人的现实利益，但历史地看，奸商不会成为商业运作中的主流力量。这不是什么道德愿望，而是一个基于市场规律的理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