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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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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1〕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isaacs)〔2〕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3〕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4〕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a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翱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

    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5〕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6〕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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